杂论对话第366章 波斯商人特许经营

丝绸与石油之间：巴列维时期波斯商人的黄金时代与命运转折（1925-1979） 德黑兰大巴扎的穹顶下香料的馥郁与波斯地毯的羊毛气息交织戴塔布什帽的巴扎商人用手指在地毯边缘捻过与穿西装的银行家低声交谈着糖价与美元汇率——这是1970年代伊朗街头的寻常景象。

在巴列维王朝（1925-1979）的44年间波斯商人经历了一场从传统市集到全球贸易的剧变：礼萨汗的世俗化改革为他们打开西化之门穆罕默德·礼萨的“白色革命”让石油美元涌入商业版图而与美国的深度绑定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消费浪潮。

这些穿梭于清真寺与摩天楼之间的商人既是王朝现代化的受益者也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承受者他们的命运最终随着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而急转直下。

一、政治支撑：王朝现代化与商人的“特许经营权” 巴列维王朝的政治逻辑始终围绕“用权力换发展”展开。

礼萨汗父子将商人阶层视为推行现代化的重要盟友通过制度设计赋予其垄断特权而商人则以税收、献金回报王朝形成“王室-商人”的共生网络。

这种关系在“白色革命”期间达到顶峰也为最终的崩塌埋下伏笔。

礼萨汗的世俗化改革为商人松绑。

1925年礼萨汗推翻恺加王朝后推行“去伊斯兰化”的现代化：废除伊斯兰教法对商业的限制（如取消“利息禁令”的严格执行）建立世俗法庭处理商业纠纷；修建横贯伊朗的“波斯铁路”（从德黑兰到波斯湾）将传统巴扎的商品输送到全国；强制推行西化着装（1935年颁布《帽子法》要求男性戴西式帽子）打破宗教对商人形象的束缚。

这些改革让商人从“宗教法庭的附庸”变为“王朝经济的支柱”——德黑兰大巴扎的商人通过承包铁路建设物资供应财富十年增长3倍；波斯地毯经新港口阿巴斯港出口欧洲出口额从1925年的500万美元增至1941年的2000万美元。

礼萨汗曾说：“我需要商人将伊朗的商品带到世界就像我需要军队保卫国家。

” “白色革命”创造的制度红利。

1963年穆罕默德·礼萨推行“白色革命”（又称“国王与人民的革命”）19项改革中多项直接利好商人：土改将部分王室土地分配给农民刺激农产品商业化（开心果、藏红花的种植面积扩大2倍）；工业化计划扶持纺织、制糖等轻工业商人通过获得王室特许垄断生产（如哈梅内伊家族早期参与的制糖业）；成立“伊朗国家银行”为商人提供低息贷款（年利率仅5%远低于传统高利贷）。

最关键的是石油收入的暴涨（1973年石油危机后伊朗石油收入从每年40亿美元增至200亿美元）为商人进口西方商品提供了资金——1970-1978年伊朗进口汽车从每年5万辆增至30万辆其中80%由王室关联商人垄断销售这些商人通过“进口许可证”制度赚取差价单辆汽车的利润可达售价的30%。

美国的“石油-武器”交易为商人打开全球通道。

巴列维王朝与美国形成“石油换保护”的同盟：伊朗用石油供应美国（1970年代占美国石油进口的15%）美国则向伊朗出售武器（1972-1979年军售额达150亿美元）并转移技术。

这种关系让波斯商人深度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德黑兰的“美国商品中心”由伊朗商人与美国公司合资运营销售从可口可乐到凯迪拉克的全品类商品；波斯地毯通过纽约第五大道的专卖店进入美国高端市场每平方米售价超1000美元背后是伊朗商人与美国犹太商人的合作网络。

美国商人甚至在德黑兰设立“商业咨询公司”帮助伊朗商人规避关税（如将奢侈品伪装成“工业设备”进口）这些“灰色操作”在王朝默许下成为常态。

二、地域基因：三大地理枢纽的商业密码 伊朗的地理禀赋为波斯商人提供了横跨欧亚非的天然优势。

从波斯湾的石油码头到德黑兰的古老市集从里海的鱼子酱产地到边境的贸易口岸每个地理节点都承载着独特的商业功能共同构成了巴列维时期的贸易网络。

阿巴丹炼油厂的“黑色黄金”效应。

位于波斯湾北部的阿巴丹炼油厂1940年代曾是全球最大炼油厂（日加工原油100万桶）它不仅是伊朗石油经济的引擎更是商人财富的“孵化器”：石油开采需要大量物资（钢管、机械、食品）催生了专门为油田服务的“石油商人”——他们从美国进口设备转手卖给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利润率高达40%；炼油厂的工人（1970年代达5万人）形成庞大消费市场周边的阿巴丹市聚集了2000家商铺从面包店到汽车修理厂几乎都由波斯商人经营。

石油带来的“派生需求”让阿巴丹的商人阶层十年内扩大5倍其中最富有的10人控制着当地80%的商业资产他们的豪宅与炼油厂的烟囱隔河相望构成工业时代的奇特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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